据《》作者斯蒂芬妮·索尔(Stephanie Saul)在10月3日报道,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和纽约大学教授“有机化学”课程的资深教授梅特兰·琼斯(Maitland Jones Jr.)遭到了大量的学生投诉。在2021年春天,伴随着学生重返校园,琼斯教授的350名学生中有82人签署了一份反对他的请愿书。学生们表示这门课程难度过大,琼斯教授给出的分数较低,许多人因此被迫放弃了自己上医学院的梦想。

琼斯教授为自己的评分标准辩护称,他已经尽力降低了考试难度,但过去两年内学生的成绩一落千丈,学生们不仅不学习,并且似乎不知道如何学习。学生们则在请愿书中表示,他们非常关注分数,但这些分数不能准确反映他们在这门课上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学生们批评琼斯教授决定将期中考试的次数从三次减少到两次,减少了他们弥补低成绩的机会。此外,琼斯教授试图隐瞒课程平均分,不提供额外的学分,也没有通过Zoom提供自己的课程录像,并且具有“一种居高临下且苛刻”的态度。请愿书中强调:一个退课率如此之高、成绩如此之低的班级,没有把学生的学习和福祉放在首位,这反映了化学系和整个机构的糟糕形象。

出人意料的是,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前,这名84岁的教授收到了来自理学院院长的终止合同的信息——他遭到了解雇。另一方面,学校的官员们向学生们提出可以复查他们的成绩,并给予了他们在成绩不达标的情况下追溯性退课的选择。化学系主席马克·塔克曼(Mark E. Tuckerman)说,这种不寻常的提议是“学院院长给学生的一次性例外”。化学系本科生研究主任马克·沃尔特斯(Marc A. Walters)在邮件中表示,这一决定是“向学生和那些支付学费的人伸出温柔而坚定的援手”。

然而,大学对于请愿书的处理在学生和教授中引起了巨大争议。化学系的教授们纷纷对此表示抗议,支持并同情琼斯的学生们也发表了支持信。与琼斯博士有着密切合作的化学教授帕拉姆吉特·阿罗拉(Paramjit Arora)表示,“院长们显然是在试探某种底线,他们想要的是那些会称赞这所大学的快乐学生,这样就会有更多人申请纽约大学,大学的排名就会不断上升。”

对于签署请愿书的学生们而言,事情的发展也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学生们对琼斯博士被解雇感到惊讶,请愿书中并没有提出解雇琼斯教授的要求。学生们的普遍观点是,疫情破坏了他们准备学习有机化学课程的能力,而在这门课上拿到低分会使他们无法申请医学院。请愿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抱怨这门课程太难,教授未能提供学生所需的资源和帮助,但并未提出希望学校解雇教授。

校方的决定所引发的争论,已经超过了琼斯被解雇这一事件本身。《》的记者索尔认为,这场风波的核心问题是:学生在教授的聘用、保留和解雇方面应该有多少权力,以及现在的教学是否转向了更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向。据《卫报》的记者科尔·墨菲·马科斯(Coral Murphy Marcos)报道,几名化学系教授在写给纽约大学院长的信件中强调,他们担心这一案件可能会破坏教职员工的自由,削弱行之有效的教学实践。签署了这封信件的斯蒂芬妮·李(Stephanie Lee)在推特上表示,“我们都希望学生取得成功,但我们使用了不一致的、在很多情况下有缺陷的衡量成功的标准。这种错误的一个后果是,我们的行动正开始受恐惧驱动。”

部分家长对解雇的决定表示反对。一些团体表示,纽约大学的决定表明,他们认为学校系统存在问题,对学生过于宽容。“父母之军”的创始人艾丽西亚·布兰德(Elicia Brand)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当我们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教育付费时,我们应该期待高质量的教授在智力上挑战我们的学生,通过推动他们走出舒适区,帮助他们成长。”

在NBC新闻的报道中,作者克里斯蒂娜·怀曼(Christina Wyman)表示:学生应该有权指出课堂上存在的问题。当学生遇到学术不公或教师的虐待时,他们应该提出抗议;然而,将教育视为一种可以购买和消费的产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随着大学排名的出现,各大学“竞相说服最优秀的学生购买他们的产品”。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学生和家长认为自己可以用学费来威胁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拿到自己期望的成绩甚至是学位,那么将会是学校的悲哀。

而CNN新闻的作者吉尔·菲利波维奇(Jill Filipovic)则对于纽约大学的决定背后传递出的信息感到忧虑。她指出,让高等教育主要迎合那些支付学费的人是有实际后果的——尤其是像有机化学这类本来就很难的课程。事实上,未来的医学生确实需要严谨的科学背景,让他们有朝一日能成为成功的医生。对于有抱负的医科学生来说,琼斯是不是一位好老师还有待商榷。但纽约大学解雇他,实际上是在有效地回避学术严谨与学生福祉之间的界限,因为这可能事关生死。学生不应该因为一门考试的成绩而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前景,他们的感受也不应该决定他们的成绩或导师的工作。指导学生和教师走出这两种现实之间的分歧,应该是大学的工作,而解雇琼斯,纽约大学就逃避了这一责任。但如果大学将教育当作消费品来对待,可能会导致对教育者的教学内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从而侵犯学术自由。大学管理人员如果屈从于学生的抱怨或者听命于家长的要求,这只会令他们聘请的教授更加难以充分、适当和自由地完成工作。

伴随着疫情的冲击,许多欧洲民众坦言已感到抑郁、焦虑且疲惫不堪,并为自己的精神状况感到担忧。欧洲民众正积极寻求护理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但这也增加了本就人手不足的卫生工作人员的工作与精神负担。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作者莎拉·塔伊西尔·本查里夫(Sarah-Taïssir Bencharif)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9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因抑郁和焦虑损失约120亿个工作日,损失近1万亿美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在欧洲国家,精神疾病的经济成本可能超过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降低,以及卫生系统以外(例如社会保障计划)保障项目带来的开支。

然而,许多欧洲人表示他们难以获得心理健康护理服务。这也成为了欧盟委员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布,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关于精神卫生的新倡议,强调了支持人们获得“合适的、可获得的……和负担得起的护理”的重要性。许多饱受精神健康问题折磨的欧洲人正期盼着这一计划能及时实施。

欧洲人对于精神健康护理的需求在过去三年迎来了激增。经合组织就业、劳工和社会事务局政策研究官员多伦·维克尔(Doron Wijker)称,2020年初,法国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患病率几乎翻了一倍。即便在2022年,欧洲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未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维克尔指出,根据2022年5月的调查数据,尽管在总人口中的抑郁症状已持续减少,但15%的法国人口仍有抑郁迹象;而在大流行前,这一比例为10%。四分之一的法国人表现出了焦虑迹象,而在疫情前这一比例为14%。除去疫情外,俄乌冲突、通货膨胀、气候问题加剧也导致了这一代的年轻人更容易陷入焦虑。精神问题的大规模出现也导致护理需求急剧升高,让本就人手短缺的卫生工作者队伍更加焦头烂额,使得后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同样出现问题。据世卫组织表示,欧洲各国不得不开始着手处理精神卫生服务领域卫生工作者不足的问题。

当地时间2022年9月8日,英国伦敦,罢工的皇家邮政工人聚集在卡姆登镇投递办公室外的纠察线上,他们就持续的工资纠纷展开了48小时的罢工行动。

另一方面,早在疫情开始前欧洲就面临着心理卫生服务的积压和长时间等待等问题。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在2021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强调:在欧盟内部,精神卫生保健是最未能被满足的卫生需求之一。法国卫生和预防部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部长代表弗兰克·贝利维耶(Frank Bellivier)指出:“我们在精神健康方面存在投资不足的历史问题,这不仅仅是法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需求在增加,而各国能够提供的服务却在减少。”

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试图缩小卫生保健中的护理差距,例如使用远程医疗和数字卫生服务,精神卫生服务。远程精神医疗是通过技术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过程,通常使用视频会议,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精神病学评估、治疗(个人治疗、团体治疗、家庭治疗)、患者教育和药物管理。贝利维耶表示:“精神病学远程医疗已经实现了巨大发展,无论是从卫生专业人员的角度,还是从患者和家属的角度来看,它都具有着积极的影响。”但这一解决方案也面临着具体的挑战——如何保证人们获取护理,如何对卫生专业人员进行培训等等。数字化的护理或许确实能减少未被满足的护理需求,但为了使更多人能获得护理,数字化的医疗计划必须被纳入更广泛的心理健康系统。

作者 ya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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